任霄泽，本科毕业后到西藏支教，硕士毕业后，离开北京到西藏山南乃东县亚堆乡工作，迄今已整整6年。孩子出生后即被确诊为脑瘫，只能留在北京由爱人照顾，一家人始终分居两地。

    曾维康，读书期间便数次深入江汉平原，采访多位乡民，以口述实录形式，撰写《江汉平原一个村落26位乡民的口述史》，翔实记录中国乡土农民的真实生活。毕业后听从故乡的召唤，回到家乡，如今为中共海城乡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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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人、这样的事，还有许多。

    在歼20的研制团队中、在辽宁舰的研制团队中、在神舟十号的研制团队中、在驻守高山雪原的部队中，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是一个群体——当代大学生党员群体。

    他们用实际选择诠释了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今天，大学生为何入党。

   “不能仅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而是让更多人生活得更好”

   “一批批清华优秀的毕业生投身艰苦地区，用职业选择和坚守做出了思想入党的表率，对学生思想入党的评价，一定要以学生毕业之后的选择来评判，用长期的视角来考虑。”针对解决大学生思想入党难题，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史宗恺始终这样认为。

    史宗恺跟记者分享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曾维康到基层工作一段时间后的感受：

“到基层工作几年，我完成了两个转变。一个是从外地人变成了本地人，刚来这儿的时候，我跟老乡说普通话，人家看我一眼，又转过头去，跟其他人用当地方言唠嗑。于是，我拿出学习英语六级的劲头来学习当地的方言。另一个转变，是完成了从青年学生到基层干部的转变。要搞清洁乡村，我去乡里做村民的工作，可没人搭理我，有老同志告诉我，做村民的工作，要用村民们喜欢的方式，要跟村民先成为朋友，第二次下去，我带着肉、酒、烟，和村民们一起唠家常、听村民们讲心里话，一讲就是好几天。我也跟他们说心里话，就这样，村民们开始了解我、信任我、接纳我，开始自我发动，村子很快就成了当地创建清洁乡村的示范村。”

    史宗恺说，曾维康的故事不是特例，不是个案，在清华，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党员在毕业后没有留在大城市，没有贪恋优厚的工作机会和待遇，选择投身广袤的中国农村，在基层、在一线，深入了解国情，将自己的成长与当地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系在一起。

    “高校培养的学生党员要树立这样的思想，无论毕业后去企业，还是去当公务员，都不能只是为了让一个人生活得更好，而是要致力于让更多人生活得更好。”史宗恺说，当我们评价大学生是否在思想上真正入党，不能仅仅看他怎么说，更要看他怎么做，看他在重要历史时刻的人生选择。他的选择，能真正反映其是否在思想上入了党。同时，还要看他一生的价值追求和坚守。

    “如今，清华、北大，以及不少高校的学生党员，在毕业后都做出了令人敬佩的人生选择，这样的选择，是代表青年未来方向的。当这样的个体，汇聚成为一个巨大的群体，他们所做的，将具有方向性的意义。因为这说明一批批最优秀的青年人已经致力于用自己的一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甚至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和推动这个民族的发展与前进。”有高校负责人分析。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宝贵精神，渐渐的只能从小说、影视作品、党员考察相关培训讲座等间接的经验形式来获得，党性培养过程成为类似于通识课程的学习体验，成为党员发展的应试教育，很难达到让学生将党的发展与民族的兴亡以及与自身命运相连的认知，很难让学生从全党全局的高度思考社会现实，无法实现内心的震撼效果，从而造成了学生对党性培养的漠视。”

    高校开展大学生党性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是要求学生通过理论和历史的学习，对社会历史规律形成深刻认识和独立判断；通过社会实践，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与政治态度。”史宗恺分析，既要做到“又红又专，全面发展”，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又要努力做到“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建立对中华文明传统的共同认识和文化自信，从而切实承担起青年人的历史使命。